《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与政府危机公关的模式分析》课题成果简介—课题信息—深圳市社会科学网-k8凯发平台

　日期：2012-04-23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潘晓慧

研究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与危机公关模式必须先理清新闻发布制度和危机公关概念的内涵，然后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同时还要将它们放在深圳特区政府的执政传统和深圳市媒体生态环境下去考量。虽然国际上对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方式的研究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关于危机公关的研究也经过了近20年。但是显然国内由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加之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与国外有很大差别，无论是新闻发布制度还是危机公关模式的研究都还处在探索的阶段。虽然由于特区发展背景的要求和媒介环境的影响，深圳在国家新闻发布制度创新和改革方面一直都是在前沿，尤其是几个大步骤的新闻发布工作的创新，在国内有着相当有意义的影响.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在深圳发展三十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价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模式和市政府危机公关的策略需要系统研究;同时,如何帮助政府完善在新闻发布制度,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这是需要学术届和政府迫切研究的课题。本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针对2011年度深圳市十个重要新闻发布事件对受众知晓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新闻发布的效果等维度进行了测量，对深圳五个重大突发事件政府的应对能力和解决危机的能力进行了受众调查；针对深圳市情，将新闻发布制度与目前政府危机公关和舆论引导的模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危机公关等工作发展至今所存在的瓶颈，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和舆论环境的背景下，对深圳政府应用网络媒体的执政能力进行了研究，其意义在于为政府决策、社会应对提供了可靠的案例和数据，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互联网普及度高、新媒体应用广泛的开放城市深圳，政府怎样提高信息应变能力和媒介素养能力，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随着网络新闻环境更加开放，开放了对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近年来接连发生群体冲突事件，使网民的表达更加活跃。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样的框架下研究分析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政府危机公关的模式，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从历史发展的线路来看，政府新闻发布活动遵循着一条伴随社会结构变迁渐进发展的线路。 学者对中国新闻发布制度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包括孟建和李晓虎提出的中国政府新闻发布的理念, [1] 李希光等学者关注如何策划成功的发布会和发言人的培训[2]，邹建华等学者人队发言人素养业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以诚信为本，[3] 孟建等学者提出在公众舆论范围内检验如何新闻发布效果，并提出了四个梯度指标，[4] 也有学者如陈丽江等从政治传播角度研究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正在计划与政治话语的功能[5]，孙来清等学者提出由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民主观念的变迁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发言人制度应当建立在沟通理性的基础之上，应当从价值重塑、文化再造、制度重构和设施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6] 关于如何评价政府新闻发布效果的研究，目前国内的学者有孟建和侯迎忠等提出了新闻发布会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7]  赵启正等学者也指出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功能之一就是宣传政府或国家形象。^[8]  对非常态或者所谓突发公共事件中新闻发布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政府新闻发布的时效性和全面性方面，例如，龙鸿祥针对对政府新闻发布中不及时发布，封堵消息等做法的总结，提出政府新闻发布的应对策略。陈隽关注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应遵循的原则。

对于新闻发布中的政府议题管理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讨论其意义及必要性方面，例如聂静虹指出, 议题管理作为一种动态的管理过程,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提升政府形象方面发挥着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一些个案研究探讨了bbs与报纸之间互动关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不涉及政府议题与媒体议题和公共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学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政府新闻发布过程中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互动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国外研究。他们大多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等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发言人的经验以及政府危机公关的策略，尤其有些比较推崇的案例，描述或总结新闻发布的技巧以及应对危机手段，也有关于新闻发布效果研究的论文。这类研究对我国新闻发布制度以及危机公关，其意义也仅止于“借鉴”，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

第二类为国内研究。他们大多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梳理看国内新闻制度的发展路径；也有部分关于问责制的研究，但少数的几篇研究文章都局限在与香港的问责制比较，也是职能借鉴，不符合国情。还有一大部分的研究落在了政府发言人的培训和媒体对策上，也有些较好的个案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畅想，也有微观的讨论，但是对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真正创新和完善以及新闻发布的效果评估研究显得单薄， 尤其是对网络媒体在危机公关是的合理应用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上。

 第三类为区域新闻发布制度改革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涵盖了内地的一些省市的新闻发布制度经验，而这些经验比起改革开放的前沿 –深圳，至少有发展滞后的现象。

综上所述，关于如何理解和完善发布制度，尤其是关于深圳特区这个中国改革试验的场域中怎样梳理深圳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和创新都还没有系统研究；深圳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变化快，危机多，深圳特区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究竟如何，怎样建立适合深圳市情的新闻发布制度和发言人的培训等方面的研究尚缺。而深圳经验尤其值得推广的。

二、深圳新闻发布制度的沿革和创新

（一）深圳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回顾

催生深圳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下：

1. 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 深圳毗邻港澳，深圳的发展牵动着海内外媒体。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人口过莫大， 流动性强，由于其在全国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就会产生媒体的扩大效应，外媒速度快、报道自由等特点会将危机扩大化，市政府处于被动局面。深圳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尖锐。从特区伊始， 深圳就不得不面对境外媒体，尤其是当时香港媒体攻击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舆论掀起了“深圳是失败的试验”的论调，误导境外对特区的发展的理解。如何面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的采访，成为深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国际大都市的特点： 深圳是奇迹般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际都市，它的青春、朝气、开放、包容的形象也随时依赖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来塑造。因为深圳的发布制度起步早、培训早，且新闻沟通理念比较新、机制性的改革上思考多，探索了多种发布方式，让深圳从全国脱颖而出。国家对深圳新闻发布的观念、能力、技巧的评价都很高。

   （二）深圳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

   1985年，深圳市委就同意市委宣传部《关于建立市政府发言人制度的意见》，在深圳设立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其中市政府还设立首席发言人;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连续发生新股发行风波、水灾、“八五”大爆炸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时回应境内外媒体的采访，较好地引导了舆论。[9]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深圳开始探索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1998年，设立市、区和政府各部门、市政府新闻处三级新闻发言人，至此，深圳市已初步建立了现代政府新闻发言人工作体系的基本形态。市政府相继出台几个文件，都涉及到新闻发言人与政务公开的关系。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 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自此，深圳的新闻发布也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2003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批准《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工作制度》，确立了在新形势下完善深圳市新闻发言人工作制度的原则和框架。2009年8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正式出台，对新闻发布机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布的范围及内容、新闻闻发布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监督和保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作为全国最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城市，在政府新闻发布方面已经探索出“行政首长负责制”、“新闻发布问责制”等创新举措,并颁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新闻发布和危机公关体系。

 继而，深圳特色的“网络问政”机制问世，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为了在网络舆论中争取主动，深圳加强了舆情搜集研判和策划引导工作。同时，探索建立开辟党委政府与网民经常性、制度化的网上沟通新渠道；完善报、台、网联动机制建设，抓住深圳振兴互联网产业有利时机，推动主流媒体向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延伸。

 2009年, 深圳市委常委会提出将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广到党委等其他系统。2010年5月,深圳市第五次党代会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引发了海内外传媒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建立健全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深圳市委推进党务公开、树立改革开放形象的重要举措。

 “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新闻发布问责制”

2009年深圳市政府推出了精简合并的大部制举措，进而产生了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机构改革。也正是在大部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圳提出“打造传播全球化生态下现代政府新闻公关的深圳模式”[10] 等创意设想。随后，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11]， 明确将常规政府信息、社会热点、突发公共事件、重要预警信息、重大活动、媒体监督等内容列入新闻发布范围内，并对常规政府信息和重大突发事件分别设置了7个工作日和120分钟的时限。按照该办法；在信息发布上不及时、不主动的“新闻官” 将首次面临有据可依的行政问责。[12] 由此，深圳率先引入了新闻发布工作问责机制，表现了政府“取信于民就是要完善问责制”[13] 的决心和“领导意志让位新闻规律”[14]的观念转变。政府发布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部门首长；其次，在与媒体打交道、为记者提供新闻服务的日常工作中，新闻发言人是直接责任人，有责任去协调行政首长授权分管领导去回应媒体的采访诉求；第三，在具体事项新闻发布中，按照行政事权与新闻发布对等的原则，分管领导就成为具体责任人。“行政机构完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指定熟悉情况的分管领导作为‘临时新闻发言人’来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15]

这是深圳首次系统性地运用公开规范性文件，将政府新闻发布的价值追求固化为硬性要求，特别是率先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问责”机制作了明确规定。[16]  这是一种通过舆论可以促进业务工作，也可以通过舆论帮助改进业务当中出现的问题的双赢机制。深圳政府引导舆论的方式也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而改进。政府要运用自己手中的信息资源，通过统一的平台向公众发布，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规则，又符合中国和深圳的媒体管理实际，深圳起到了典范作用，带动了市、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乃至街道、社区，多层次、多部门、多角度的新闻发言人应运而生，走向媒体前台，走进公众视野。

 存在的问题是

 （1）真正把新闻发布问责制做到位，需要很好的发言人队伍，避免造成政府在关键时刻“失语”。

     （2）“问责”在操作层面不完善。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是三种规范性文件，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它两种规范文件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

（3）“问责”的指向应不明确，问责的对象模糊，颇有在组织和个人之间游离的嫌疑。 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4）“问责”的条款应在实践中更具体化。虽然规定了“四个不”，但是在认定上存在很大的空间，容易导致“选择性问责”。如果问责不到位，形同虚设，

（5） 行政问责制的重心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忽略了要注重预防失责行为发生。

深圳特色的“网络问政”机制

首先的概念是政府社区网络发言人。根据深圳官方人员的定义，社区网络发言人是由政府指定、对外发布政府的网络新闻和政务信息，并就网络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答复的人员。其具体职责有：及时发布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进展情况及相关政策措施；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答，发布权威信息；广泛开展与网民的沟通，听取民声、畅通民意、集中民智。通过经常性的网络发言活动，引导网上舆论； 积极回应网民咨询和政府使用新媒体手段来和民众沟通已经在国际其他国家广泛应用,如挪威地方政府使用网络媒体拉近与公民间的距离,^[17] 到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很重要,并受环境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不仅对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挑战,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同样严峻,  如美国核欧洲国家.^[18]   日本的功夫面对危机公关的能力也面临着学者和公民们的质疑。^[19] 澳大利亚学者更聚焦在后危机问题的处理上.^[20]西方学者们认为，“理性的官僚足够把人类的普通错误转变为普通危机”。^[21] 群众问政更显示出政治文明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当危机能够决定全市和政府的关系时，社会体制就需要改革了”。^[22]诉求，疏导网民情绪。[23]

其次，社区网络发言人在其自身定位的尴尬，这种尴尬大多来自行政式的命令。在具体事件尤其是民众关注度高的民生事件发生的时候，社区网络发言人由于自身发展来自于行政命令的困境，往往成为网民批评的对象，进而大大削弱了其作为政府与民众桥梁纽带的作用。本研究观察了罗湖家园网论坛网站上一次网民通过自主赋权、集聚力量与政府就“取缔罗芳路非法洗车场”的博弈。[24] 通过对该网的社区论坛内社区新闻发言人与网民帖子的互动内容考察初步得出结论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特点是网民赋权得以形成的前提

（二）、基于网络社区形成的网民集群是赋权成功的保障， 因为“网络集群”和现实中的集群行为的相通之处在于也具有自发性、无组织性和不可预期性。[25] 对话是赋权过程的基本构成，个体通过与同伴对话而获得信念；同时，他们强调小团体内的对话可以产生彼此的认同感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感。[26]

（三）、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执政思路的形式化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因

（四）、政府控制下社区发言人的困境。随着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不满情绪的增加，社区网络发言人在相当长的阶段内成为网民矛盾指向的焦点，成为对政府无作为不满的发泄口，被网民认定为政府欺瞒民众的帮凶。这正是网络社区发言人定位不准确及政府网络执政思路形式化的必然结果。社区网络发言人公信力的丧失最终会损害到政府引导舆论的初衷。从而，政府—社区网络发言人—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五）、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提高网络执政能力的出路是要考虑如何才能使愿景变为现实。罗芳路非法洗车场的案例带给我们一个极有价值的思考：在政府---发言人—民众这三者的关系链条中，各自如何定位，发言人应否在具体事件中偏向于民众立场，政府与网民通过网上信息公布的博弈需要坚持怎样的原则？

本研究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赋权与网民需要变被动为主动，其中关键的是尊重信息传播规律，防止网络执政方式的指导思路再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中流于形式。

三、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与城市形象传播

   赵启正等学者指出政府新闻发布会与宣传政府或国家形象相关。^[27] 美国政府的成功经验是“选择一个定期的阶段性主题，制定一个总的阶段性计划，针对每个主题制定一个口号，确定听众、媒体的不同诉求点。” ^[28] 利用大型国际活动或者大型体育赛事期间的媒体平台来进行城市形象传播是一项重要措施。^[29]  国内近几年对大事件的研究都对举办赛事塑造城市形象的传播提出了对策，^[30]  例如广州亚运会的对外传播策略、^[31]英国谢菲尔德市将赛事的举办上升到城市规划的战略层面^[32] 、墨尔本在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中树立的“赛事组织管理、政府服务”的理念，对我国赛事组织管理中政府作用的改进有很好的借鉴意义。^[33] 本研究针对大运会期间政府新闻发布会对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做了详细分析，发现大运会在新闻发布模式上建立了三级新闻发言人体制为媒体提供良好的新闻资讯服务；策划专项发布主题，将重点提升到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三个层面上进行策划城市形象。这是深圳政府探索新闻发布会传播方式的新尝试，借助深圳大运会的平台进行广东主题的新闻发布，一方面可以为深圳的文化寻根，促进国际上对深圳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广州、香港等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增强国际受众对深圳城市品牌的认知，并将“被动解释”变为“主动阐释”，为政府新闻发布会这一传统的政府传播形式如何有效地进行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举办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的能力，深圳成为大运史上“最佳”的注脚。^[34]

四．深圳新闻发布制度与危机公关的效果评估

课题利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电话调查实验室，针对深圳市2006年至2010年间十个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新闻发布事件调查并进行分析和量化评估。课题依据孟建在“政府的发布活动与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提出在公众舆论范围内检验新闻发布效果的维度是公众通过媒体对新闻信息的知晓度 、理解度 、赞成度 、支持度。[35] 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又调查深圳五个重大突发事件受众知晓度、政府公信力和对政府新闻发布的效果测量，对近几年深圳市政府利用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主要事件做案例分析，用以检验深圳市政府危机公关和舆论引导的能力，数据出路结果表明，政府的新闻发布信息传播效果日渐强大，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也逐渐完善，民众表现出的态度也是客观的和肯定的，也证明了深圳市民对政府的决定很拥护,并积极参与的高素质，说明了新闻发布工作是顺应民意的。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决策、社会应对提供了可靠的案例和数据，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五．结论

深圳的新闻发布制度和政府新闻发布问责制的推行体现了深圳市政府为城市发展营造和谐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环境的能力，其健全的的新闻发布和应急公关制度，以及更加透明有效的方式改进工作、凝聚民心、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以“问责制”驱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同时不断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尤其是营造了网上正面的舆论强势，做好了网上热点问题的引导和管理， 有利维护了网上舆论稳定，这系列的措施和成果不能不说深圳市政府的新闻执政能力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值得回味的经验之一。深圳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政府公关和舆论的生力军，助推了阳光政府产生。

回顾深圳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以及政府应对危机公关的能力的分析，本研究认为还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深思：

１.　如何将问责制落实到位，而不是流于形式。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这样的做法缺乏真正问责的意义。

２.　新闻发布工作在常态下要将题策划紧密与城市形象传播和政府形象塑造联系起来，把握好政府与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发布策划时要注重形式、主题、和内容的多样性、互补性，及时对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上出现的负面信息做出正确、积极、及时的反应，绝对不能无限制的利用行政手段武断的希望通过删除信息的方式化解负面影响。

３.　新闻发布工作在非常态下更改革新闻发布的时间和方式的观念，前期改革创新的成果，如“对常规政府信息和重大突发事件分别设置了7个工作日和120分钟的时限”已经无法适应网络媒体时代的速度，为了抢占舆论先机和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话语权，必须考虑重新设置时间期限。

４.　网络社区发言人定位不准确及政府网络执政思路形式化，关键是在政府---发言人—民众这三者的关系链条中，各自如何定位，发言人应否在具体事件中偏向于民众立场，政府与网民通过网上信息公布的博弈需要坚持怎样的原则。

[1]  孟建,李晓虎 ,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理论探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7年 03期

[2]  李希光、孙静惟：《发言人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邹建华：《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4]  孟建，《政府新闻发布活动与传播效果》，《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

[5]  陈丽江：《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话语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6]  侯迎忠 《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要素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年第4期

[7]  孟建，《政府新闻发布活动与传播效果》，《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

[8]  赵启正 《用发布会制度树立中国形象》，《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p40-44

[9] 潘晓慧，《新闻发言人——公众知情权与政府公信力》，《深圳传媒三十年》第234页-236页

[10]  2008年2月22日王京生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暨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1]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深府〔2009〕161号，2009年8月26日

[12] 摘自2009年09月17日 南方日报， 新闻发布问责:建立对称的责任制

[13] 摘自新华网， 2009-1-15，卢一新， 取信于民就要完善问责制

[14] 2009年5月14日， http://www.gd.xinhuanet.com，《深圳：新闻发布引入问责制 领导意志让位新闻规律》

[15] 摘自《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 2009年

[16]  摘自 2008-10-6，北京日报网络版，问责制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17] dro hanssan,, e-communi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councilors and citizens in norwegian local government ,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1, no. 3 2008 

[18]  bruce dayton, manageing crisi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s (2004)6 , 165-194

[19] different contingencies and shortage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20]  tony jacques, issue management as a  post crisis discipline identifying and responding to issue impacts beyond crisis,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9, 2009

[21] turner， berry， stepping into the same river: learning to handle unique management problems, middlesex university inaugural lecture 2

[22] arjin boin, et la, crisis exploitation : political and policy impacts of framing contest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ies, january 2009 81-106

[23] 来自于笔者对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的访谈，未发表

[24] 案例来自罗湖家园网社区论坛：http://bbs1.luoohu.com/

[25] 沈晖．网络集群行为与社会工作介入策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26] e. m. rogers &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27]  赵启正 《用发布会制度树立中国形象》，《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p40-44

[28]  玛格丽特。苏利文， 《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北京

[29]  易建东 《大型赛事报道与媒体运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p13

[30]  李洪超; 《 2010年广州亚运会宣传中的公共情怀》,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0年 09期

[31]  唐佳梅; 《广州亚运会的对外传播策略分析》, 当代传播, 2010年 02期

[32]  刘东锋《谢菲尔德市利用大型体育赛事塑造城市形象的战略及启示》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年 01期  

[33]  邢尊明; 宋振镇;《墨尔本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管理中的政府作用模式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1年 03期

[34] 摘自《深圳大运会闭幕 国际大体联评价"不一样的精彩》2011年08月23日，中国新闻网　

[35] 孟建，《政府新闻发布活动与传播效果》，《政府发言人1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p210-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