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合一”及其历史价值—理论热点—深圳市社会科学网-k8凯发平台

　日期：2024-10-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庙学是古代传承至今的儒学物质载体。“庙学合一”（孔庙和官学合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规制，是在官学设孔庙，且属于国家推动之行为。其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祭教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自汉代发端，魏晋南北朝继承发展，唐代正式形成并制度化，孔庙祭孔与古代教育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宋元明清因袭这一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之实存、代表和象征。清末民初，新学兴起，庙学分离，这一古代教育制度解体。

　　“庙学”一词，最早出自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惟此庙学，邺侯所作。” “庙”是指孔庙。“庙”，《说文》云：“尊先祖貌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汉代郑玄笺曰：“为立宫室，四时祭之，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孔庙亦是遵此规制，由孔子后代（如子思）及孔子弟子所建，为尊先祖及老师孔子之貌。此亦是孔庙特殊之处，即不仅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师之所。这在古代社会是极为特殊的存在。故孔庙在创建之初，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师的双重意涵，也为汉代皇帝祭祀以及孔庙走向全国学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学”则指学校，这里的学校亦非泛指所有学校，而是指国家创建的官学，主要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不过，“庙学合一”历经了很长的历史进程。“庙学”在古代实是先有“学”，后有“庙”，起初是“庙”“学”分离的。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孔庙，但都有国家大学，用以明人伦道德（故后世庙学皆有明伦堂或明德堂，北京孔庙国子监称彝伦堂）。周代大学里要祭祀的先圣先师，皆是开国之君及辅佐其创建功业之重臣。春秋时期，孔子去世，始于曲阜阙里建孔庙，弟子以六代之乐祭祀。为表彰孔子对教育文化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汉代开始于曲阜阙里孔庙祭孔，由汉高祖刘邦开其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策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上升为官方经学，孔子地位日益尊荣。其后，汉明帝将祭孔推向全国学校，魏晋南北朝亦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辟雍释奠孔子（颜回配享）。东晋开始于太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夫子堂），可称为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可谓“庙学合一”规制的雏形。南北朝时，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颜庙，已经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隋唐特别是唐代时，儒学逐渐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

　　通过历史考察可知，在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即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庙学”与“儒学”之密切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庙学兴衰系于儒学。庙学制度之形成与发展，与儒学和孔子地位不断升级密不可分。在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的同时，祭孔亦逐步常态化，终致唐代庙学合一制度化，宋元明清因袭之。儒学教育、孔庙祭孔与科举制度遂合一，庙学发展长盛不衰。儒家的思想义理教育、礼乐教化皆在庙学中进行，庙学乃儒学的物质载体和教化场所。清朝末年科举废止，新学兴起，儒学式微，庙学分离，即孔庙和国家各级学校分离。国子监划归学部，古代学校大都废弃，建立了新式的各大、中、小学校。随着帝制结束，古代政治制度和经学制度解体，儒学教育式微，庙学亦逐渐丧失其政教、文教职能。其次，庙学是儒学倡导尊师重教之重要场所。古代学校中建立孔庙是为了尊孔，其实质是尊师。古代国学是国家各级官学，其实质是重教，重视社会教育教化。尊师必尊孔，孔子是先师，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祖师。重教亦要先尊师，不忘先圣先师之恩泽。所以天子临雍讲学，一定先去孔庙跪拜释奠先师，再去国子监辟雍给文武百官和国子监师生讲学。最后，庙学体现了儒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它与科举制度一起，在中国古代延续长达1300年之久。

　　庙学（国学）作为祭孔讲经之圣地，礼乐教化之要地，古代教育之重地，科举制度之基地，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

　　第一，“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承继了夏商周三代祭祀与教育合一的历史传统。“祭教合一”（其实包括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合一）早在前“庙学合一”时代已经出现，具有浓厚的“报本反始”“崇德报功”意识。后来，由于孔子在教育文化事业上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汉明帝开始，孔庙祭孔走出邹鲁，走向天下学校，潜在地有将孔庙与学校合一之势，唐代正式实现“庙学合一”制度化。也即是说，孔庙祭孔与学校教育的合一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庙学合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祭祀与教育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汉代以来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逐步常态化、制度化的充分体现。“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儒家思想得到官方高度认可的具体体现。从汉高祖、汉武帝、汉明帝再到魏晋南北朝，读经、讲经和尊孔、祀孔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和制度。这种制度在隋唐时期得到延续和全面定型。

　　第三，“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孔子地位以及儒家道统谱系确立的重要标志。唐代正式创立“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本身便是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之承认和重视。“庙学合一”的发展历程表明，这里的“庙”最终必然指向孔庙，而孔庙的主祀对象便是孔子，如房玄龄、朱子奢所建言“庠序置奠，本缘夫子”。当然，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政统与道统二分在唐代的制度化体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