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历史社会学的思考—理论热点—深圳市社会科学网-k8凯发平台

　日期：2024-10-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晚清学人刘咸炘谓“夫风温而春，风凉而秋，寒暑之相代，八风之相乘也”。风，按照今人理解，往往不过是一种因为空气流动所形成的物理现象。与一系列较激烈的自然现象结合在一起，仅仅容易摇动人的情绪。庄周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惟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说文》中解“风”作八种，则将风按照八种方位细分作八种类别。紧接着，许慎又说“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于是乎“风”便不再仅仅是一种与人无涉之自然现象，而是和人事与世变联系在一起。如清人徐灏所说，正由于“风动虫生”，所以“风”才得以命名为“风（風）”，即“风无形可象，因其所生之物以制字，故从虫”。龚自珍在《释风》篇中，以主客问答之口吻，作此表述：“‘且吾与子何物？固曰：倮虫……天地至顽也，得倮虫而灵；天地至凝也，得倮虫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寿也，得倮虫而死。天地犹旋转簸荡于虫，矧虫之自为旋转而簸荡者哉？’”是人也，犹倮虫也。刘咸炘又谓：“夫虫有五而人为之长，人有四而士为之长，作为莫大乎士，怒号莫大乎学术。风，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龚自珍曰：“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风之本义也有然。”对于“风”之意义，笔者在此獭祭二三，意欲说明风之为“风”，大有人文化成之深意，然则又因于自然，不独与自然相对也。

　　风与气相连，则曰“风气”。概“气”者，像天地间氤氲之气。风之穿梭于往来古今，气之弥漫于八荒四野。风气者，又像一时一地人之所聚而成群之善恶。风有清浊，气有正邪。人处其中，感之而又成之。所谓感之者，不知其然而然者；所谓成之者，有所为而然者也。今日社会科学喜谈制度，喜论法。殊不知制度与法，古人亦多谈。一曰非圣人不制礼不作乐，一曰徒善与徒法，皆不足以为政与自行。盖所说制度，非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论理想类型意义上之科层主义者。后者以非人格化与制度主义为基本特征。然而此二者亦非可以离人而谈论者。所谓“非人格化”，亦是人的意志在制度运作中的体现，即“制度精神”。若夫“非人格化”指担纲者公心如照，存其天理而灭其人欲，则人之所乐见也。韦伯所忧心者，科层主义推至极端，及于无灵魂之冷漠状态，盖人类工具理性之独大，理智压倒情感，恰如作茧自缚者，忘却人生之本来意义。由此论之，是所言“制度”，不如直言“风气”，使人不忘却天地之旋转簸荡，与人之绝对相涉。有不得不言者，则必于制度之纪纲，投之于实践，赖担纲者而成活之，是所谓蔚然成风之道理，知之甚深，体之甚切，如尝伤于虎者闻虎而色变。王夫之论法密不能胜天下，以法救法之弊，犹厝薪救火也，是有“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之论。然则制度又必有沿革也。风气之开，必有所以取；风气之成，必有所以敝。孔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谓制度之变革，不如开风气也。然徇风气易，而持风气难也，史家章学诚尝有是论。是风化于虫，而虫之旋转簸荡不止，倏忽能开出新风，乃其命维新之义。

　　于是再言“风化”。《礼记》载孔子言：“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风之用大矣。故凡无形而致者皆曰风。”《毛诗序》曰：“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虫之旋转簸荡于风，不独力之搅动也。而自化亦化于风也。是有不同时人，不同地人。人化于风者，人之相化也。人何以能相化？人最可以感。许慎《说文》曰：“感，动人心也。”人心之所动有浅有深，有诚有伪，有正有邪，不能齐一，于是上须以风化下。上之为上，不修人德以达天德，尸其位而素其餐，所以下可以以风刺上。是所说“风化”，有同于“社会化”者，然则更重彝伦道德。不独以道德为维系社会化之手段，而竟以道德为人之生境。庄周《知北游》篇托孔子言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是道德生境殊于教条化之道德桎梏，所谓“内不化者”乃守却内心一片天机，如此道德生境乃人文生境，人道可达于天道，而非与天相二也。是亦古之圣人制礼作乐之大用也。礼者，理也。伤于礼即伤于风化，伤于天理。是上以风化下，非随心所欲而可以化之，必居仁由义是可以化之。天地之旋转簸荡于虫，虫犹自化，圣人者，倮虫之精也。故古今转换倏然，有大而化之之功，过化存神之迹。而风化所赖，斯文不坠于地者，一系于此。是风化不独效于一时一地也，往来而成古今。然则天生聪明，使先觉觉后觉，是勉人臻于善境也。圣人之为模范，而不为神灵，正在于众人之可以跻进也。是所论“风化”，常起于物之不齐，然则齐者，在于皆可以跻进也。

　　再则曰“风格”。风气所生，风化所及，风格所成。法国学者布封谓“风格即人”。有一时之风格，有一地之风格，有一人之风格，有一国之风格。风格，相异者也。无相异，则不成风格。风气有清浊，风化有厚薄，风格有高低，古今似概莫能外。以文譬喻之，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是风格不一而足，然“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风格之高者，则久历云烟，以成风范。如韩柳之文，李杜之诗，羲献之书。然则文章、辞赋、书艺诸种，末技也；道德，根本也。以传统中国之儒统论之，则有古圣贤，创世垂统，为万世范，韦伯所论道德感召足以兴发悠悠千古之卡里斯玛是也。然则古圣贤亦有相异者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集大成者也，遂足堪传统儒家之至高典范。风格之高者，既成风范，则其风化所及又不拘于一地一时，虫之旋转簸荡者，风气又足以赖之。风格之低者，或可风化一地一时，然终难久历风雨，其所谓风范，反面之标本也。至于相竞相率，纪纲衰驰，世道凌替，则涂尔干所谓之“失范”是也。一时一地之风化有不足论者，一时一地之风范有不足效者，一时一地之风气有不足徇者。然则徇风气易，持风气难，是则需言“风骨”。无风骨则无有风格之高者，亦无风范。风骨，风范所由持立者。风骨者，人格之高迈者，我国悠久历史中尝有，过往之昨章中尝有。然如当代理论家所论，若夫物化日重，不绝如线，人渐于内化而外不化，风格况已日渐模糊，侈谈风骨，则必有渐于沉沦之虞。是则论“风”，实则论人。人之泯于风格，失于风范，伤于风化，则技术文明何足道哉。

　　余则曰风物，风景，风情，风貌……盖风之所至，可造景物，可动性情，然在此不欲多论。苏合之丸，蛣蜣之转，好恶贵贱，一系于此。是则察于风者，曷止于描摹社会变迁之客观态势也；之于人心世变，亦必有深刻之主观洞察。天地之旋转簸荡也，犹社会变迁也，不能不化于虫，犹不能不作用于人心也。人心之所影响于社会变迁者，犹虫之有力于天地之旋转簸荡也。过往之迹，已成历史，昨日之社会者是也；今日之动，是为社会，未来之历史者是也。故曰：历史，昨日人之社会；社会，明日人之历史。传统，过去之现代；现代，未来之传统。我辈，今日之社会学研究者，明日则成记录一时代之史家也。潘光旦先生尝论社会学当更“人化”，只见结构与制度，则易生知见之障。曰风气，曰风化，曰风格，则不可脱离于人而论之也。费孝通先生晚年论当拓展社会学之传统界限，传统界限适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预设之拘限，而转而向吾国悠久传统文化资源之宝山，以与学科根生传统之西学奥义相互参育，有所发明。恰如拨云见日，在森林中见树木，在结构中见人也。今试举“风”之一隅，率尔操斛，汲深绠短，不揣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士人与礼的社会学研究”（20csh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