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到“哲学史”—理论热点—深圳市社会科学网-k8凯发平台

　日期：2024-10-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无论我们是否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看作中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真正得以确立的标志，中国哲学史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在中西文明冲突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开始这个学科就伴随着“中国有哲学吗”这样的质疑，而前辈学者大多都在为这种质疑进行辩护，而辩护本身也正是当时文明心态的一种反映。这种文明心态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进而发展为“中国哲学”的确立。如果没有后一个否定，前一个否定就会成为单纯的破坏，只有在后一个否定中，前一个否定作为发展的必经环节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而后一个否定指向的正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确立，也就是建构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这不同于比我们更早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日本，也不同于以先进方法理念研究汉学的欧美。他们可以轻易接受中国没有哲学的论断，所以不可能构建起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

　　对于今天中国的年轻学者来说，文明心态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进入哲学系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之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大多数学者心中，中西哲学之间已经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更多只是因兴趣不同而造成选择上的差异而已。正是这种文明心态的差异，使得“中国是否有哲学”不再是一个必须要回答、必须要为之辩护的问题。在这一代学者看来，“中国是否有哲学”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即我们能否真正构建起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现实说服力的中国哲学。这依赖于对古代典籍的哲学阐释和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与写作，两者之中又以前者为基础。因此，持续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中华民族在中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重新确立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关键。

　　其实，中国哲学学科的初心就是“中国哲学史”。陈来指出，“从本科生到硕士生乃至到博士生的学习阶段，我们的学习研究都是紧紧扣住‘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名义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学习阶段，不是鼓励大家做中国哲学体系的创造研究，而是强调哲学史的基础学习和研究……哲学要有训练，训练最主要的就是哲学史的训练”。因此，思考如何持续推进既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反思其中的不足，应该一直伴随这个学科的发展，并且始终应该是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最紧要问题。纵观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发展历程，有两点经验特别重要：一是研究主体对于真理本身（及其哲学性、思想性）的不竭追求；二是哲学研究（甚至是哲学创发）必须以经典文献（文本）作为基础。

　　虽然中国哲学的建构要以“中国”为主体，但实事求是地讲，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处境。西方哲学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激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具体来说，这种激活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译介的西方哲学概念范畴塑造和拓展了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能力；二是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引导了中国哲学的阐释方向；三是西方哲学的论证性和系统性刺激了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

　　然而，在激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直接使用西方哲学固有的概念，可能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概念的滥用，不加界定、不作说明会造成概念使用上的不准确，比如将墨子称为“功利主义”，将永嘉学派亦称为“功利主义”，但其实这些学说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有本质的差别；二是使中国哲学的研究难以摆脱（绕开）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协调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西哲学关系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西差异的强调不应导向某种封闭（自说自话）式的中国哲学研究，即中国哲学的阐发绝不是要走拒斥其他文明思想成果的路子。而恰恰相反，在中西对比中，将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提揭出来，这一过程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新形态哲学的可能。其实，这一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内部，即中国哲学绝不是儒家主义、道家主义的，因为哲学思考所追寻的“理”（真理）是公共性的、普遍的，任何强调自我中心的偏颇信念，最终必然会发展成为由诐辞到遁辞的思想主张和哲学表达，进而成为妨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根源。

　　在中国哲学研究与建构的过程中，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哲学的写作方式。“哲学写作有多种形式，分析哲学派强调论证，其实论证也有不同的形式。哲学写作的论证不可能与几何证明一样具有科学的性质，因此哲学写作的论证不过是一种论述的形式，一种希望获得或取得说服力的形式，尤其是在分析传统占主导的英美哲学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论证作为一种获得说服力的形式是有其时代性特征的，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亦是如此。《论语》中没有论证，到了《墨子》已经开始有非常明确的论证意识了，比如“言立三表”的出现，以及对“非攻”“节用”“兼爱”等的相关论说。到了孟子时代，“辩”的意味就更明显了（“予岂好辩哉”）。由于提出了不同于前人（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或其他思想（质疑）的出现，于是就有了对自身理论合理性的说明，这大概就是论证的起源。而这种说明必然有其所针对的对象，这也就意味着辩护的方式会因对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论证有其时代性的特征。

　　宋明理学被认为是儒家发展的第二期，也被称为“新儒学”。此“新”并非意味着理学家们提出了与孔孟不同的思想宗旨，而是指在佛老的挑战下，在对孔孟思想价值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建立起详密的哲学论证体系。也有学者称之为“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其中不变的是“儒家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发展的是哲学式的论证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体系化的哲学形态。

　　今天中国哲学的发展亦面临相同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将中华文明的固有价值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以当下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进行表达。这种说服力一方面受近代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自然科学的论证方式的影响。陈寅恪曾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佛教的传入对于儒学是一大事因缘，西方哲学的强势对新形态的中国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经济为先导，但必以文化为归宿。所谓文化，即包括新形态的中国哲学的产生，我辈学者即为此而生，此即吾辈学者之存在意义。可喜的是，自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以来，从“哲学史”到“哲学史”，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之下，新时代的中国哲学正在慢慢绽放。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