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典籍章句注疏之学的当代翻译学价值—理论热点—深圳市社会科学网-k8凯发平台

　日期：2024-09-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章句注疏被尊为中国学人做学问的入门基本功，与之相伴而生的注疏体在漫长的国学学术发展史中成为中国文化治学和表现思想的主要方式，章句注疏之学便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的重要载体。典籍的章句注疏不仅就本质而言是历时性语内翻译，而且是典籍译者释义之据，更是典籍翻译诗学之源，其翻译学价值日益彰显，对当代中国典籍翻译话语体系构建举足轻重。

　　章句训诂：

　　历时性语内翻译

　　章句是始于汉代的古籍注释方法，“离章辨句”的简称，包括解释词义、串讲句意、分析句法、剖析文章结构等，是对古籍进行初步“解码”的语言释译活动。清人沈钦韩《汉书疏证》在解释章句时说：“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至于训诂，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是：“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也就是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词义谓之“训”，用当代的语言解释古词语谓之“诂”。

　　训诂是一种完整而系统的古籍释读术，包括释词、析句、概括主题和阐发义理，是对古籍进行进一步“解码”的语言释译活动。概而言之，章句训诂是后世学者用今语对古文所做的字义、句义和文义上的解释。史学大师吕思勉《文字学四种》曾解释章句训诂兴起之原因：“去古渐远，语法渐变；经籍之义，非复仅加符号所能明，乃不得不益之以说。类乎传注之章句，由是而兴。”后世学者之所以要对古籍进行章句训诂，一是因为古人将文字刻在竹简木牍上，因年代久远，编联的麻绳朽断，致使简编脱乱讹缺，后世学者莫得其本真；二是时代变迁、时空阻隔造成古今语言隔阂，今人已难以读懂古文。为了消除以上两种原因造成的语言阻隔，后世学者运用章句训诂之术来阐释经典，用今语翻译古文，以消解古今语言隔阂，从而易于后世读者读懂原典本义。所以，从本质上讲，章句训诂就是当今翻译学中的语内翻译。

　　翻译有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之分，其中语内翻译又被进一步细分为历时性语内翻译、方言性语内翻译、语言模式转变性语内翻译等。语内翻译是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语言变体之间的语言转换，立足点在于解释，诸如以今语释古文、以简语释繁语、以易语释难语、重述解释等发生在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语言转换，均为语内翻译。当阐释者以今语释古文，用释者自己所处时代的语言符号，以一种与彼时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相合的方式，对典籍原文本中的字词、句章进行解释，这便是一种历时性语内翻译。中国典籍的章句训诂作为一种古文今释的文本解释活动，带着与生俱来的语内翻译烙印，在历史与文化的长廊中徜徉，赓续传承，成为历时性语内翻译之常道和中国传统学术之范式。

　　注疏原则：

　　典籍翻译忠实原则之本

　　章句注疏之学是对古代典籍含义做解释的学问，秉承的基本原则是“注不离经，疏不破注”，方法包括分章析句（简称“章句”）、通古今之异辞与辨物之形貌（简称“训诂”）、解释字义与疏通文义（简称“注疏”）。古人解释经典，为经作注时，完全依照经的原文，不违背原典的经义；为旧注作疏时，完全依照注文，不违背旧注的观点。这是经学解释公认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章句注疏之学的传统。

　　清代著名学者陈澧曾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语言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 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 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 所谓通之也。”因地远语言不通，使之相通，谈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因时远语言不通，使之相通，谈的是同一种语言跨越时代阻隔的翻译，即训诂注疏。需要说明的是，章句、训诂与注疏在内涵、外延上虽各有侧重，但同属于阐释经典的方法，统称“章句注疏之学”。很显然，陈澧一语道出了经典注疏与翻译的相通之处：经典注疏用以消除古今时间上的语言隔阂，通古今之异言；翻译用以消除地域空间上的语言隔阂，通异域之异言。古往今来，有经典必有绵延不绝的注疏传统和翻译传统，有注疏传统和翻译传统必有所遵循的注疏原则和翻译原则。按照训诂学的传统，古人注疏向来遵循“注不离经，疏不破注”的原则。譬如，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时，经注并释，为经作注时，恪守文本，忠于原典，依从原典文义进行通释；为注作疏时，专宗一家注文，谨从注文疏通文义，可谓“注不离经，疏不破注”的典范。该古文今释的注疏原则，实为典籍翻译忠实原则之本源。

　　“通古今之异言”的注疏与“通异域之异言”的翻译在功能和学理上委实相通。注疏是中华经典传承的一个特色，也就是通过给经典进行注疏的方式，走一条追求经典之原初含义的学术探索之路。前人注疏典籍所遵循的“注不离经，疏不破注”的原则，体现了典籍注家对原典文本的忠实，这在当今翻译领域谓之“遵循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是译界公认的翻译首要原则，对典籍翻译而言亦然。典籍译者通过依本迻译，以真译典，力求从文义到诗学原汁原味地展现典籍的文化特质，将原典的文义、古典诗学、思想智慧及其知识体系不加窜易地传布给更广泛的译语受众，包括培育潜在读者、教化有一定基础知识的读者和专业读者，走的是一条追求经典之原初含义的翻译传播之路。典籍译者对经典之原初含义的信守与典籍注家对经典之原初含义的信守同出一辙，都是对忠实原则的信守。

　　概言之，“注不离经，疏不破注”的注疏原则是中国古代学者进行历时性语内翻译时所遵循的语内翻译忠实原则。当该语内翻译原则被推衍至语际翻译之中时，便是语际翻译的忠实原则，也就是当今译学核心概念之一的“忠实原则”。

　　注疏文献：

　　典籍译者释义之据

　　注疏是注解典籍与解释注解的文字。顾炎武《日知录》云：“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据此可知，先儒释经之书通谓之“注”，后儒辨释之书通谓之“疏”。“注”是注文，是对原典的注解，有“传、笺、解、学”等别称；“疏”是疏解，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亦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与疏并称为“注疏”。前者侧重解释字义，后者侧重疏通文义，先贤们秉承“注不驳经，疏不驳注”的注疏原则，通过注疏诠释古代经典，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华典籍注疏文献，这些注疏文献成为中西典籍译者的释义之据。

　　古代典籍历经数千年的时代变迁，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字句上的疏漏和讹误，从而造成解读困难，再加上古今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当今典籍翻译离不开历代典籍注疏文献。中西典籍译者均借助注疏文献通晓原典本义，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将经过注疏文献考据的名物内涵、字义和文义，以括号注、行间注、段间注、脚注、尾注或术语表附注等各类副文本形式，置于典籍译本中，借以在译本中重构原语文本生成时的历史背景，为译文提供丰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本语境，让被时间阻隔的文本意义彰显，为目标语读者提供多视角的解读参考，以弥补典籍外译的文化因素缺失，消解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比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庄子》，所援引的各类《庄子》注本的注疏多达1000余条，故被称为“学术型翻译”。在典籍外译译本中，中华典籍注疏从未缺席，始终在场，成为典籍外译译注之本、典籍译者释义之据。

　　注疏形态：

　　典籍翻译诗学形态之源

　　作为一种实践性的阐释活动，典籍注疏在漫长的实践历程中，大抵形成孤解体和集解体两种基本注疏形态。如崔大华《庄子歧解》所言，“在百数十家的《庄子》注解中，按其取舍方法而言，大抵有两种：一是孤解法，即在自己独立理解或选择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给出一种自己认为是最为确当的解释。二是集解法，即同时采录多家的注解”。前者主要特征是“兼采众说，或择善而从，或另提新解”，比如东汉郑玄的《礼记注》和晋人郭象的《庄子注》；后者往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即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比如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注本均征引各类文献达400余种。

　　出于消解古籍外译语言时空隔阂的需要，考据前人留下的典籍注疏文献成为典籍外译的必由之路。中西典籍译者在参阅中华典籍注疏、研辨原典本义的翻译过程中，承继并发扬前贤的注疏范式，渐渐在典籍翻译中形成两种相应的翻译诗学形态——闭合式孤解译法和开放式集解译法。有的典籍译者在反复考证、甄别多个注疏者不同注解的基础上，选用译者认为最为确当的意义进行翻译，择一而从，文本释义相对确定，意义趋于闭合，此谓“闭合式孤解译法”，比如汪榕培先生的《庄子》译本采用的便是“兼采众说，择优而从”的孤解模式；有的典籍译者则同时采录多家注解，利用译注等副文本功能予以深度翻译，且同一译注提供多种解释，避免原文本意义狭窄化，留给译语读者更多的解读选择空间，文本释义相对多元，意义趋于开放，此谓“开放式集解译法”，比如美国汉学家任博克（brook a. ziporyn）的《庄子》译本采用的便是“一注多释”的集解模式。由此可见，典籍注疏模式是中华典籍翻译之元模式，典籍注疏形态是典籍翻译诗学形态之源，原典本身所蕴藏的诗学思想也以注疏的形式向翻译学科渗透，更使得典籍注疏之学具有了独特的跨学科应用价值。

　　典籍章句注疏是中华典籍翻译的肇始之基，从过程到内容再到诗学形态，中华典籍的翻译都深受典籍章句注疏传统的影响。除以上所举三端外，中华典籍章句注疏之学中还蕴藏着其他微观层面的当代译论基本命题，比如“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循环往复，互文互证”所蕴含的阐释学翻译观、“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所蕴含的译者主体性理念、“不惑传注，舍传求经，义理至上，阐发新说”所蕴含的译学改写理论等。

　　总之，典籍翻译对典籍章句注疏之学有继承也有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通过典籍翻译话语源流镜鉴，可以发现中华典籍章句注疏之学系典籍翻译话语的根基，这对拓展译学论域而言具有重要的当代翻译学价值和跨学科应用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庄子》英译副文本中的典籍翻译话语研究”负责人、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